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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根本不在公共利益--批判漢寶德的大埔事件觀點

七月 13 • 特色文章, 評論 • 4154 Views • 11 則迴響

《中時》於7月11日刊登了一篇漢寶德先生的文章,名為〈大埔農戶拒遷 站在理上?〉:

在現代民主社會中,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是公權力與私權力間的界線。最近苗栗縣大埔鄉的拆屋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就是很好的案例。[...]

自單純的學者的立場,這四戶爭取的[拒絕拆遷的]權利是合理的。在現代民主社會中,人權是很基本的要件。而人權中的財產權與居住權都是應該得到保障的。自憲法的保障自由的條文中,這些所謂釘子戶應該都站在理上才對!為什麼法院今在審理中判決由政府方面勝訴,要求少數弱勢拆遷呢?

同情弱者的朋友們忽略了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公共利益。我們的基本人權並不是絕對的,在現代社會裡,個人的自由之間是可能有衝突的。遇到這種情形就必須以互相諒解的精神來找到消除矛盾的方法。[...] [...]

在現代都市社會中,公共利益必須擺在前面。試想開闢一條街道,路當中有一家不肯遷移,都市如何發展下去?當然,在問此問題之前,要先查明街道定線是否確實是合理的決定,沒有私人利益在內。[...]

我很同情被強制拆除的住戶。數十年前在波士頓都市再發展局工作時,曾遇到類似的情形。在一個衰退的社區中,總會有少數住戶對其破家有無限的留戀,因而抵制政府更新計劃,尤其是年紀較大的女性,不願意離開自己一生度過的、充滿感情回憶的一磚一瓦。政府的工作人員必須用各種方法來勸說她們,誘導她們去瞻望一個樂觀的未來,樂於遷到整齊、美觀的新環境。所以同情是一回事,為了大眾的利益,計畫的執行還是必要的。

我首先要表明:政府進行勸說與誘導是一回事,由政府來強制開發,卻全然是另外一回事--執行計畫是一回事,透過公權力來強制執行計畫是另一回事。

漢寶德先生的觀點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當我們總是將徵收問題的考慮建立在這種偏差而欠缺周思的理解上,將導出一個徹底反民主的極權政權

當然,他對衝突的基本想像並沒有錯,卻因混淆「權利」與「利益」、混淆了「財產權」與「財產」的概念,而對此事件的衝突有了偏頗的、不合乎公民社會現狀的詮釋。我也將指出,重視人權,和學者不學者的立場一點關係也沒有,這是一個憲政國家所承諾要給人民的東西。

關鍵字
權利、合憲性、公共利益。

何謂「權利」?又何謂「利益」?

我在這裡可以先給一個簡單的區分再來進行闡明:「利益」是屬於某人的好處,「權利」是某人能享用此好處的條件

譬如,當你手上抓著100塊,這是你的利益;你的「擁有」與「使用自由」才是你的權利,也只有當滿足了「擁有」與「使用自由」時,該好處才真正具有「利益」的字面意義,譬如,你可以選擇將100塊拿去買東西吃而不會被胖虎搶走。

這兩者的差別非常大,卻非常容易被混淆。我可以簡單羅列一些差別:

  • 權利是受憲法保護的;而利益不是(沒有一部憲法會保障「付出一定會得到回報」)。
  • 侵犯權利是有嚴格條件的;而侵犯利益則不需要(除非會造成權利的侵犯)。
  • 你一旦失去權利,你的利益便毫無意義;而當你失去利益,你的權利卻依然有意義。

我們其實不難看出,如漢寶德先生所說,你的行為再再都會影響到他人的利益,因為我們生活在一起,而資源是稀缺的。光是你覺得懶得出門吃飯而決定叫外賣,都可以說是已經影響到樓下餐館的利益。但是,在同樣的情形中,你並不會因此而侵犯到他人的權利。

從他說到「同情弱者的朋友們忽略了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公共利益。我們的基本人權並不是絕對的,在現代社會裡,個人的自由之間是可能有衝突的」,便可以看出他的混淆的事實:自由的衝突,自然將導致利益的衝突,但是並不會就要導致權利的衝突,只有如在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所描述的「自然狀態」--那種(假想的)權利還未劃分、國家也還未出現的社會--中,才像是漢寶德先生所說的那樣。

正因為在現代社會裡,基本人權(人身自由、財產權、言論自由等)是絕對的、不可剝奪的,只有極少數的情況會被侵犯:譬如,犯罪了(因為侵犯他人的權利)、或是公權力要求你執行某項義務等等。

在這種混淆的理解下,漢寶德先生主張了一個危險的命題:

在現代都市社會中,公共利益必須擺在前面。

我要指出這裡省略了一個受詞,一個語言的小把戲:

在現代都市社會中,公共利益必須擺在[什麼]前面。

被刻意省略的所在,就是危險的所在。

我要表明的是,在大埔事件中,拒遷戶所捍衛的並非能單單看成「個人利益」,而是「處置自己土地的權利」;大埔事件的衝突點並非在於利益的衝突問題,而是政府要求某些居民放下權利的問題。也就是說,漢寶德先生根本上混淆了財產財產權的意義,這兩者的區分在公民社會的討論中卻是不可忽視的。

因為,我們或許可以同意,在原則上公共利益應該改在個人利益之前,但單獨的公共利益卻不可在原則上擺在個人權利之前。

舉例來說,有一間10人公司,採取A政策可使公司的收入增加100萬,而B政策可使公司的收入增加50萬,但甲先生將會收入25萬。我們甚至不需要說服甲先生,我們可以透過多數決來進行決定。

但假如今天是,公司的A政策可使公司的收入增加50萬,而B政策可使公司的收入增加100萬,但甲先生將會因此而失去25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必須去說服甲先生接受這個提案,我們甚至可以創造新的方案,譬如透過契約表明,在政策執行後,將同時負擔甲先生所將遭遇到的損失,甚至給他更高的補償來感謝與引誘他的配合。

對憲法稍有理解的人也會知道,一部合乎人權的憲法的基本原理必須包括:公共利益只能有條件地擺在基本人權之前。

就《憲法》的規定而言,這個條件便是「必要性」,包括從行政的目的到手段。若行政單位出於公共利益欲透過公權力進行強制侵權時,必須出示並闡明必要性,否則便有違憲之虞。

法律參考
憲15(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憲23(基本人權之限制):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小結
若要以公共利益作為事件的切入點,那麼「權利」與「利益」兩概念的區分,由於涉及公權力的強制執行,在詮釋大埔事件上是必要的。

因此,劉政鴻才會嘗試以「交通安全的必要性」來說服民眾。他說「縣府必須提供一條安全的路,而提供這條安全的路必須將四戶加以拆除。」但交通運輸專家張勝雄教授已經說明「交通安全的必要性」根本是欺騙,而且是一個值600萬官銀的騙局。

這種廣告的投入,將使「放棄拆遷」有更高的沉沒成本。我個人相當不齒。

 

在必要性尚未說明以前,沒有任何理由支持一個表明屬於憲政國家、屬於民主共和國的政府進行「以公共利益為由的侵權行為」。

除了必須說明計畫的目的的必要性之外(為什麼為了達成公共利益的目的,此計畫是必要的?當然也必須說明並非單單是為了政績),也必須說明計畫的手段的必要性(為什麼為達成此計畫的目的,拆遷是必要的?),如此一來,才滿足一個憲政國家對人權的主張。

在大埔案中,詮釋的主要概念因此並非是漢寶德先生主張的「公共利益的優先性」,而是、始終也都是「必要性」

這並非是一個唱高調的學術的要求,而是憲政國家對於一個政府作為的最起碼的監督。

總結
要以公共利益出發強制侵犯他人權利,至少必須說明必要性。大埔事件的問題在於,直到今天,此拆遷的必要性始終沒有合理的說明。

  • Kelwin Wang

    很清楚的論述, 可以轉貼嗎?

    • 偉恩

      沒問題。

  • Sun Ping

    感謝這篇文章清楚的分析,希望可以讓讓更多人透析這件事情實質與背後的真實問題。

  • DPC27149

    這篇寫得很好,可以借我轉貼嗎?

    • 偉恩

      當然好 ,請附上作者與本站網址作為來源 ,請勿改作,謝謝。

  • http://none 舉手發問

    偉恩大,關於財產權因為是基本人權而不可侵犯似乎有些問題。

    請原諒鄉民在此引用不專業的維基:

    “The right to property, also known as the right to protection of property, is a human right and is understood to establish an entitlement to private property. The right to property is not absolute and states have a wide degree of discretion to limit the rights."

    財產權雖然劃分在人權當中,但這個分類並沒有賦予它如同生命權一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種種財產當中,又以不動產跟土地最容易發生眾人權利與利益的連帶關係與衝突。

    鄉民並非不動產專業,但就自己在歐美國家有限的見聞,處分不動產的權利不僅政府可以限制,還可以受到私人契約的限制。以美國為例,Homeowner association就是一個具有強大管轄力的民間團體,可管的事情五花八門,小到家中裝個衛星天線、鐵窗、砍樹、草皮留幾呎,大到房子蓋幾層、外牆顏色材質都在限制範圍,不聽者可以強制罰錢。在法國似乎也有類似的限制,因為小弟的朋友想在後院加蓋個棚子,還得徵得鄰居同意,以免阻礙鄰居的"陽光權"。

    從都更或者美國Homeowner association採取多數決,就可以明白不動產處分權利與生命權有根本的差異。舉這些私人限制的例子不是要說明台灣政府徵地的正當性,而是點出財產權畢竟不是生命權,一項權利並不因為被歸為人權就自然取得無限的高度。想證明公共權利乃至於利益不可放在財產權前面,可能需要更細膩的論述。

    權利以及利益的劃分您在文章中並未詳述,不知可否進一步說明?以上述實例所提到的限制,例如樹的處分、鐵窗、曬陽光,何者應放在權利,何者又應該放在利益?如果鄰居蓋了很醜的房子,或弄了個低價分租公寓讓酒鬼或毒癮者進住,導致社區地價下跌或治安疑慮,那我們被侵犯的是權利還是利益?

    目前許多批評都更或科學園區徵地者著眼在公共利益的模糊上頭。以都更而言,目前的條例是把消防安全、景觀美感、公共設施比、當地就業機會都納入,這點似乎與批評者的看法不同,但究竟批評者所謂的公共利益為何?僅限縮在大型公共交通或公共場所嗎?兩邊的歧見應當如何達成共識?

    至於科學園區閒置問題,銅鑼固然是開發失敗,但大埔卻已經九成廠商進駐,把銅鑼的帳算到大埔頭上似乎有點問題?鄉民我同意大埔事件法律程序沒跑完就動手有問題,趁人不備偷襲拆房還沾沾自喜應檢討,廠區旁邊住宅比例太高值得討論,但單就科學園區廠區而言,大埔招商是成功的,未來給當地創造就業機會也是成功的,瑕疵似乎是在執行程序粗暴,而非大埔徵地這個政策本身?

    • 偉恩

      你好:
      感謝你提出的問題。

      就你的第一個問題來說,我會這樣回答:我想很關鍵的部份是在於,究竟是否有將它看待成一個人權問題。

      基本上,最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人權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來說極重的。在一些情況下,生命權與人生自由權是會被侵犯的,譬如說當你已經預先地侵犯了他人的人權。所以當我說「基本人權是絕對的」的時候,我的意思是在說「他是應該被積極加以保障的、不可隨意侵犯的」。

      我的觀點在於要提出,必須意識到「權利」和「利益」的根本區別(其實,把這兩個拿來相較,根本上便已是謬論了),才會意識到「侵犯的最起碼條件」。在大埔案子裡,我提出的是「必要性問題」。

      雖然我個人是主張財產權應該嚴格保護的自由主義立場,但是本文並不需要那麼強的假設,我僅止於要說明「公共利益優先性問題並非大埔事件衝突的主要詮釋核心概念,必要性與公共利益概念的缺乏才是」。

      除了必要性之外,我要提醒的也是:「公共利益的內容」也是需要找到共識的,就像你說的一樣。在大埔案中,我們始終看不到真的能吸引一般縣民的利益、更看不到這個開發案與規劃的吸引人的公共便利性等等。它確實有可能「未來給當地創造就業機會」,但這樣的利益是否足以去兌換人民手中的財產,這個判斷還是要留給人民。實際上,公共利益很常被當成「政府的利益」或是「財團的利益」,當然政府的利益與財團的利益有可能能間接地提昇公民的利益,但是我不認為應該以這種「間接的利益」當作是公共利益的來源,這是為了避免權力濫用。實際上,公共利益原先就會存在歧見,因此才有審慎討論與辯論的必要性。

      至於你提的權利和利益的問題,我其實是有劃分的,而實際上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不可比較的概念,就像是健康和營養素的概念,它們不能對等而論。它們有可能同時被侵犯、也有可能個別被侵犯。就你說的權利的內容問題,這個確實要看國家:在這個社會之中,權利是如何畫分的,包括初始權利如何制定、自然資源如何分配、外部性如何判決等等,有司法問題也有立法問題。這部份很複雜,便不是本文重點。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大埔案是否失敗,老實說,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成功、也不知道是否現在算是失敗、要不要把銅鑼拿來看待大埔,這些我沒有研究。就你說的「未來給當地創造就業機會」的利益來說,即使對於居民來說這真的稱得上是公共利益,我們依然要回答這些必要性問題:是否有開發必要性?即使要開發,是否有拆遷必要性?交通安全問題是否真的能提供必要性?

      程序問題當然是存在的。

      • 昱賢 林

        「公共利益的內容」也是需要找到共識的,

        那是否也就是說,所謂的"共識"就是決定是否具有"公共利益"的關鍵
        如果這能成立的話,那我想網路上流傳的 600:4 的數字應該能很好的說明共識的有無
        而至於非當地民眾的八來來援,又有何資格加入"共識"的決定母群體呢?

        • http://wayneh.info/ Wayneh Hung

          這樣講有點問題,因為這些八方來援是為了表達「公共利益」的意見而來,也就是說並非是在加入「共識」的決定,而是在表達行政方行使公權力侵權時,手段過於粗糙、必要性尚未說明,使用了合法卻濫權的手段。

    • ting

      只是提供些我知道的部分(可能不完全):
      1. Homeowner association: 一般而言,你住進去之前就該知道有所限制。你可以選擇不住。
      2. 溯及既往原則: 如果我後院有個棚子,50年前建的,那時沒有陽光權,我懷疑美國政府可以拆掉它因為它擋到鄰居的陽光。蓋新的是另一回事,你要照今天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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